隨著政治氣候流轉，昔日「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」的豪情，早已成為歷史，中興新村從防衛中樞，成為全台最大蚊子園區，地方人士感嘆「傷心秦漢經行處」之餘，眼看政府配合台積電等高科技業者，到處圈地設廠，自然會期待金手指重新點亮中興新村，重新成為帶動區域發展的引擎。然而，一切的開發或活化，先決條件仍是考量中興新村的客觀條件，而非為活化而活化，為開發而開發。
中興新村的誕生，堪稱最早的防衛韌性建設，一九五〇年代前半，面對中共揚言「血洗台灣」威脅，蔣中正總統決定將省府從台北市移往深處內陸的中央山脈山麓，自然是考慮到戰時疏散需求，以及「雙核心」的保險作為。與巴西、巴基斯坦等國將首都遷出最大都市，可謂類似之舉。
也因起源於政策下的移植，而非因為工商產業發展而興起，所以中興新村得以實現全台僅見的花園城市規劃。反之，與台北市一水相隔的永和，當年也曾被構想為台北郊區以住宅為主的花園城市。然而隨著台灣經濟的崛起，都會的發展速度與幅度遠超預期。永和一度成為全世界人口最稠密地區，原先的花園城市構想幾乎蕩然無存，唯一剩下的，只有原本在住宅與公園之間，刻意設計成彎曲的街道，後來成為讓無數駕駛人暈頭轉向的迷宮。
當年政府以防衛安全為出發點的城市規劃，到後來中興新村因凍省而退出行政核心，再到今天面臨重新定位的十字路口，如今淪為孤村，中興新村的興衰，映照政策更迭下當年凍省的倉促與粗糙。
宋楚瑜卸任後多次提及，從前省府作為中央與縣市之間橋樑，以及各項建設的執行主力，在凍省之後卻出現斷層。平心而論，以現今中華民國能行使治權的土地面積，是否需要三級行政機關，確實大有問題；當年省府團隊被稱道的效率，更應歸功於主事者的幹練，而非根屬於中央與縣市間非得要有省府的存在。李登輝總統拋出凍省時，中央更關注的，顯然是讓省府權力在最快時間內歸零，而非如何讓行政體系在最沒有損耗的情況下，逐步完成轉型。
今天政府高談防衛韌性，強調分散風險、建立備援，但真正的韌性不只是硬體建設與戰略布局，也包括制度的延續、治理經驗的累積，以及地方城市自主發展的能力。中興新村不應只是被遺忘的省政遺址，更不該成為下一波土地開發的試驗場。如何讓一座城市重新找到自己的生命力，考驗的正是政府能否從歷史中記取教訓，而不是再用一場倉促的政策改革，製造另一個中興新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