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文／姜穎（致理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管理系教授、台灣運動社會學會副理事長、中華奧會性平委員／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15期）
盛夏中，英國伯明罕（Birmingham）迎來史上第九屆「國際女性與運動工作小組高峰會」（IWG Global Summit on Women and Sport）。這是全球最大運動性別平權盛會，受到國際奧會的支持。根據國際女性與運動工作小組（IWG）官網資料，三天的議程聚集來自全球八十多個國家超過千名與會者。中華奧會也組成九人團體出席，性平委員會副主委劉柏君受邀擔任「超越變革：國際女性與運動的下一步」的論壇講者，筆者也是隨團成員之一。
台灣無任所大使劉柏君在這次峰會中，受邀出席擔任「超越變革：國際女性與運動的下一步」（Beyond the Breakthrough: What’s Next for the International Women and Sport Movement？）的論壇與談人。會後，劉柏君大使告訴《中央社》，「在運動性別平權領域，台灣應有野心成為國際級的決策者與領導者，而不僅是『參與』或『響應』」。峰會中，不少人問我們「台灣準備好申辦IWG了嗎？」（陳韻聿，2026年）。
日本學者小笠原悅子（Etsuko Ogasawara），目前是IWG執委會亞洲代表同時也是台灣與聯合國 2006年熊本IWG峰會的共同主席。她也是日本女子運動協會（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Women in Spor，簡稱 JWS）的創辦人與執行董事。她在Pike（2024）的專書中提到自身在日本運動領域推動性別平權與申辦IWG的經驗。年輕時是游泳教練的她，十分渴望擔任奧運教練，但男性同儕告訴她「身為女人，妳只能是陪同人員（chaperone），（國家級）教練是男人的工作」（Pike, 2024）。
日本大型廣告公司博報堂（Hakuhodo）的支持與合作關係，在1999年Ogasawara開始啟動申辦熊本IWG的過程中，扮演重要的角色。除了這個商業夥伴之外，她特別提到，當時日本奧會（Japanese Olympic Committee，簡稱JOC）正試圖申辦2008大阪奧運。
然而以失敗告終。小笠原利用這個機會，建議日本奧會「是時候開始擘畫性別平等或女性參與運動的倡議了！」最後，JOC加入，與JWS以及熊本地方政府、公民團體，共同完成2006熊本IWG峰會的舉行，成為亞洲國家的首例（Pike, 2024）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這次峰會的主要成就是「將女性運動納入日本法律，亦即日本的運動政策」，在此之前，日本基本運動計劃（Japan Basic Sport Plan）並未提及女性或是兒童。峰會後，小笠原受邀出席日本全國委員會議（National Committee Meeting），演說中提到「在實現平等之前，我們需要女性或女孩這個詞來推動女性參與運動」（until achieving equality, we need the word women or girls to promote women in sports）。
這些努力累積到2019年，日本頒布「運動治理準則」（Sports Governance Code），為每個體育協會設定了目標，確保理事會成員中有40％為女性，25％則需為非運動界人士。任何未能達成目標的國家運動組織「必須在網站上說明原因及改進方式」（Pike, 2024）。
日本的經驗，或許可為台灣帶來借鏡與思考。運動性平推動的道路上，國際社會的性平變革與支持，具備高度轉換成促發國內改革的動力。這亦是台灣性別平等推進的歷史經驗。1971年之後，台灣便無法參與聯合國性別政策發展的過程。1997年再行成立的「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」（婦權會），2003年引入了性別主流化的概念，「國際接軌」自始就是重要的政策前提。2012年，行政院婦權會改制為「行政院性別平等會」（行政院性平會），增設直屬院長的性別平等處（性平處）為執行單位。基於台灣特殊的國際處境，人權和性別平等成為爭取國際認同的策略。形成一種「由上而下」推進的性別平等運動，即國家女性主義state feminism（顧燕翎，2020）。
如同陳瑤華（2003）曾在「性別主流化：2003國際婦女論壇會議實錄」中提出以下的觀點： 台灣必須努力使人權、性別主流化等關鍵的基本政策和法律，帶入國際的公約和協定，接受國際標準的檢視。那麼，就算受到其他國家無理的杯葛時，至少還可以形塑出民主與正義受到蔑視的無辜形象，尋求國際公民社會的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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