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來，台灣史的研究跨越了傳統政治與經濟的框架，探索庶民生活。作家既晴、何敬堯各推出台灣史書「情殺的台灣史」和「神話台灣」，從社會事件、奇幻神話的角度切入台灣史，不僅讓讀者「腦洞大開」，也拓展了台灣史的版圖。
鑽研撰寫戰後的社會事件
為什麼會用「情殺」切入台灣史？其實「情殺的台灣史」只是既晴編撰「台灣現代犯罪事典」的「冰山一角」。二○一八年起，既晴地毯式收集、整理撰寫戰後台灣的社會事件，而「情殺的台灣史」是第一本出版的書。
既晴是台灣犯罪推理小說的重量級作家。寫了廿多年虛構小說，他卻在八年前暫時放下創作之筆、專心投入紀實的「台灣現代犯罪事典」。「我希望透過探索曾經在台灣發生過的社會事件，找尋何謂台灣犯罪文學的解答。」他解釋。
二○二○年，既晴離開台灣推理作家協會，創辦台灣犯罪作家聯會。既晴表示，台灣沿用的「推理」一詞來自日本，原本是指「無神探角色登場的解謎小說」，然而類型迅速演化，華文圈卻還是習慣將所有涉及犯罪的小說稱為「推理小說」，即使小說中毫無推理解謎元素。
用真實罪案捕捉城市氛圍
在國際上，推理文學是犯罪文學中的一種。但在總是用負面印象看待「犯罪」文學的台灣，習慣用「推理文學」一詞取代「犯罪文學」。既晴想為「犯罪文學」正名，「推理小說追溯的是詭計的謎團，而犯罪小說追溯的是人性的謎團。」他以剛去世的日本作家東野圭吾為例，其作品許多都沒有推理，用犯罪小說家來形容他更貼切。
既晴認為，台灣許多創作包括犯罪寫作總帶著「懸浮感」、缺乏以事實為基礎的細節；作家可以吸取各種國外傳來的流派，卻無法像柯南道爾、卜洛克等犯罪作家，用作品捕捉一個城市或社會的氛圍。而這種氛圍正是犯罪文學的魅力所在，就像讀者會喜歡柯南道爾筆下的倫敦與卜洛克筆下的紐約。既晴希望透過完整收集台灣的社會事件，捕捉台灣城市生活獨特的氛圍，為自己與其他作家的作品「打底」。
在過去要完成這樣的研究，必須到圖書館翻找大量的報紙資料，還要處理影印、分類、彙整的繁重事務，既晴認為「窮盡個人畢生也難以完成」。就在此時，他發現完整數位化聯合報報紙新聞的「聯合知識庫」，讓不可能成為可能。於是他以聯合知識庫為基礎進行撰寫，只要聯合報曾報導兩次以上的社會案件，就被既晴列入「台灣現代犯罪事典」。
六年前，既晴開始在聯合線上的「琅琅原創」連載這部事典，但因工程過於浩大，八年來只完成進度的一半，既晴決定先用主題出版單書、推出「情殺的台灣史」。既晴表示，台灣罪案有三分之一是「情殺」，這樣的高比率某種程度象徵台灣人的「占有欲」。最高檢察署前檢察總長邢泰釗則認為，「情殺」從來不只是單純的男女愛恨，「而是每一個時代社會結構、價值體系與人際關係失衡後的縮影」。
情殺悲劇映照性別平權史
「我不想用濾鏡看台灣。」在挑選「情殺」案例寫書時，既晴刻意摒棄台北市前市長高玉樹長子殉情案、以及金鐘獎夯劇「我們六個」的原型李月桂殺人案。他認為這兩個案子都是「孤例」，具話題性但普遍性不足。「我不獵奇也不追劇」，既晴想用小說家的專業拆解罪案，在拆解的過程中找到台灣人心靈的DNA。
「情殺史就是台灣的性別平權史。」既晴認為，台灣性別平權的思維，並不單純只是抽象理論，而是伴隨一件件情愛悲劇衝撞出來。一旦人們知道更多情殺案的根本原因，或許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轍。他透露下一個想書寫的主題是「詐騙」，從中探討台灣人的信任與人際網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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