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九世紀中葉，從鴉片提煉的嗎啡被廣泛用於醫療，眼前的疼痛立刻緩解，成癮的代價卻留在後頭。選舉政治裡的負面指控也有類似的藥性，能迅速刺激仇恨動員、癱瘓對手步調，但真正的查明與責任，往往留到投票之後。
今年台北市長選戰，沈伯洋12年前談論毒品政策的文章，讓這帖速效藥有了觸動家庭焦慮的題材，而台灣選民近年早已看過好幾起類似情節。2012年總統大選前，宇昌案將蔡英文與利益輸送疑雲連結，直到同年八月，特偵組調查後認定查無犯罪事證，予以簽結。
到了2022年，疫苗採購、高端圖利等指控成為台北市長選戰重要攻防，蔣萬安也以疫苗採購資料「封存30年」、合約大量遮蔽等議題，批評陳時中與政府「黑箱」；選後北檢處理62件疫情相關告發，均以查無具體犯罪事證簽結。同年，新竹棒球場工程缺失又延伸為林智堅涉貪圖利指控；直到今年十月，高檢署駁回再議，林智堅不起訴確定。
只要一項指控能迅速占據議題聲量，日後被證實誇大失實的代價又如此輕微，政治便不可避免地對這帖速效藥產生路徑依賴。刺激來得那麼快、責任卻走得那麼慢。
毒品政策尤其適合製造這種刺激．父母想到孩子、社區想到治安，很多人甚至不需要知道政策細節，卻被挑動最脆弱的神經。蔣萬安反覆追問沈伯洋，要在哪個社區、提供施打什麼毒品；羅智強等國民黨立委接著宣布出動大型LED廣告車，聲稱沈伯洋不只主張在社區中心供毒、也曾主張大麻合法化。
蔣萬安公開支持美沙冬與清潔針具，本可要求沈伯洋完整回答舊文、討論制度設計的問題，藍營卻持續放大、閃爍病毒式的口號傳播。當減害政策被簡化成「政府發毒品」，當民眾一聽見社區服務便聯想到供毒，第一線醫療與社工就可能得重新解釋，自己做的工作不是縱容。蔣萬安換來一時的聲量高潮，公衛體系卻得付出重建信任的數倍心力。
杜聰明早在日治時期，便以「漸進式禁斷療法」診治台灣的鴉片成癮，正視癮頭如何形成、毒性如何發作。選舉亦是如此，繼續獎勵省略脈絡、暗示犯罪與放大恐懼，這套打法就很難停下來。若有參選人及政黨不願在這場選戰中戒掉這帖速效藥，真正能替蔣萬安落實所謂「友善戒治環境」的，終究只有不再以恐懼代替判斷的選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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